文/《泰晤士报》记者Matthew Syed 翻译/lucho
现在已经到了携手共克时艰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都一同担起更大的责任。不要总是考虑自己，而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思考，因为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到他人。
有人已经做出了表率。穆里尼奥参与到慈善机构的志愿者服务活动中，帮助为北伦敦恩菲尔德地区受疫情影响的老人和生病的困难群体派送食物和生活用品。内维尔和吉格斯把自己名下的酒店宾馆（颇为豪华）向国家医务人员免费开放。目前，已经有35人入住，据说很快就将住满。
阿布也已经同意为医务工作者提供支持，在接下来至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切尔西前年宾馆的住宿费用将全部由他来买单，扎哈为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了50间公寓，与此同时，罗伯特森则向格拉斯哥的食品银行捐赠以表心意。拉什福德和诺布尔也通过各自的方式表达了支持。
当然，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慷慨”。一种不需要做出多大的个人牺牲、或者说自掏腰包亦或是牺牲自己的时间，而是对他人钱财指手画脚的“慷慨”。
英超球员就是人们找平衡、行使这种替代性慷慨的目标。上述诸种善行之外，球员们还被要求放弃一周、一月甚至是一年的薪水等诸如此类的要求。有些人甚至还为球员们减薪制定了详尽的计划方案和执行标准。这部分钱可以被用来帮助小俱乐部渡过难关，或者是捐给草根机构，还有的建议充公用以资助普惠性政策。
我并不同甚意此类做法，对这种“替代性慷慨”一直持怀疑态度，你们尽可以称我为“世俗”，但这就是我的看法。一方面是因为，英超球员们是“替代性慷慨”显而易见的目标。人们一下就会想到这些拿高薪的人，他们的薪水，再用前曼联边锋吉格斯那般长久的职业生涯长度做参考，得出了天文数字般的收入，可以用来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但问题在于，对普通球员而言，他们的收入远不及阿圭罗这些明星球员，而且能拿相对可观收入的时间窗口就是巅峰期的那几年。实际上，如果你把他们三个赛季里的薪水总和的中位数平摊到一个工人的工龄当中，得到的月薪和快车乘务员或者说高级讲师相差无几。跟我，一个国家级纸媒的记者，也相差无几。
如果用这种长久的视角看问题的话，那么就不仅仅是球员们需要牺牲；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出牺牲。所以说，收税才是一种合理的财富再集中的方式。以发展的视角，以渐进的方式，分配此类压力（当然了，税收系统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能做贡献。这也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地看问题，而不是冷眼旁观，指手画脚。
或者我们稍微变换一下思考的方式，就像我们投票时的思维，可能会更腹黑一些。我们或能感受到，大家都在呼吁提高税收来支持公共服务。大把投钱到公共健康、公共教育和公共安全领域。那是因为人们感觉到那是用别人所缴的税来为自己服务。尤其是高薪球员、富有的演员这些人的钱。但当他们来到投票站，他们才开始意识到：“我或许也因此不得不缴更多地税了。”
这就是大家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指手画脚，这场危机我们每个人都能施加影响。我们可以要求其他人做更多的事情，这本身并不是错误，但这一要求如果来自已经做出了自我牺牲那部分，才有说服力。或者说，要求其他人降薪捐款的那部分人，不如您先给我打个样。
当然了，各大联赛的大牌球员可能是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降薪来减轻他们的雇主这段时间的经济损失。据图片报报道，现在列德甲积分榜第二位的多特蒙德，球员们正在商量各种方案，如果赛季不再重启，他们或将一同减薪20%；如果赛季重启、空场进行，他们或将一同减薪10%，毕竟俱乐部还能从电视转播收入中分成。这些决定都是对自身利益的让渡和保全。毕竟唇亡齿寒，俱乐部陷入困境了，球员们也无法独善其身，一直拿高薪。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倡议大俱乐部补贴中小俱乐部可能会产生系列副作用。一些低级别的俱乐部本身已经是寄生吸血的生存状态了，他们是否会把得到的补助金用在应该的地方，这是个问题。有的俱乐部老板在经营中大手大脚，不注意可持续性，他们能否用好这笔钱也让人怀疑。从18-19赛季英冠联赛的统计数据来看，各家俱乐部最终共损失了3亿5千800万镑，英甲俱乐部总体上也是亏损状态。如果说我们能从这次危机中得到什么教训，那就是我们需要从更广范围、更高层面上重塑足球的形象，从下到上改头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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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义上来说，我还是对为社区做出贡献的这群人致以敬意。拜仁慕尼黑球员们减薪20%来支持其他俱乐部。多特蒙德主帅法夫尔主动降薪。足球界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各种善举，公司继续给员工们付工资，邻里守望相助、员工们利用这段休整期提升自我。这些善举和正能量的行为积少成多，增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力量。
我希望顶级球员们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我同样呼吁我们每个人都奉献更多。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危机中。所以，冷眼旁观、指手画脚，替代性的慷慨将南辕北辙。动动嘴皮子的成本低，但不意味着他有任何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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