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七十载，岁月悄然转动不息的年轮。七十年的画卷翻开豪情万丈，七十年的诗篇书写壮美史诗，七十年的谱曲唱出悦耳天籁。新中国七十年的风起云涌、世事变迁，都在体育的世界里抹上浓墨重彩。再回首，我们鼓舞于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感动在体育人对梦想执着的追求。在此，PP体育献上国庆系列专题，让我们用真实、深沉、感性、质朴的叙事来回顾中国足球的点点滴滴。
【视频：中国之队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男女足将士齐聚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七十年前，一个刚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了。然而初生的新中国是那么的脆弱，面对百业待兴的局面，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实施了正确的措施，使得人民的生活逐渐改善，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振兴足球作为发展体育运动、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任务，提上日程。2015年，国务院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足球改革的新征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关心和支持下，在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足球面貌呈现出积极变化。
在此之前，中国足球经历过怎样的改革道路？本文将对中国足球的改革进行回顾，希望你我一同进行总结和思考。
酝酿和尝试
改革开放后，中国足球迎来发展的好时机。不过多年的动荡导致我国的足球发展与外界脱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被无限延滞。82年西班牙世界杯预选赛，苏永舜麾下的国家队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换来的是惨遭暗算，遗憾出局；86年世界杯，中国足球蓄势已久，却被中国香港挡住了前路；后来高丰文秉持北派足球的风格入主，却倒在了“黑色三分钟”之上；三代土帅后，外来的“和尚”施拉普纳依旧不会念经，兵败伊尔比德的一晚，徐弘、彭伟国、魏克兴、高洪波、吴群立等球员围坐通宵畅聊，一致认定中国足球必须职业化。
如同任何改革一样，中国足球的改革也不会一帆风顺。足球职业化，存在诸多风险。职业化足球，就是要实现足球界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在足球市场创造价值，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运动员将与俱乐部签订合同，教练员需要聘用，大批的外国球员和教练员将抢占我国足球的领地，足球队将从“体委”的多年管理下脱离出去。在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重大变化中，可能也会引起麻烦。
红山口会议
1992年6月下旬，在北京郊区红山口召开了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这是我国足球改革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与会成员清醒地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足球运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进步是很大的。但从体育事业发展总的形势来看，足球运动的发展比较迟缓，大家很不满意。
此次会议共有三项内容：一是中央首长会见会议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二是在足球体制和内部机制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三是选举新一届中国足球协会领导班子。
当谈到职业化时，大会上各方代表各抒己见。职业俱乐部成立后，无疑都会要求与足协分权，所以大多数地方协会的领导人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不适合走职业化的道路，现在门票才两三毛钱一张，观众寥寥无几，如果提高到五元、十元甚至二十元还会有观众吗？
再有，这么高的价格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体育在我国是福利事业的根本宗旨了吗？把专业队变成俱乐部，把俱乐部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改变目前专业队的性质，是不是脱离了体委的领导？足球由谁来领导？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运动员，都拱手交给他们？太不现实了，培养费怎么付？人事关系怎么转？工资、待遇怎么办？
第二天中午讨论结束时，大多数代表尽管也同意中国足球进行改革，但对职业化的改革，尤其是对改革后大权旁落感到茫然，持怀疑态度，不敢轻易迈出一步。
转折点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身上，他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市政府领导，省、区、市体委主任。他听闻会议情况，明确作出指示：“这次足球会议叫 ‘红山口会议’，能不能成为我国足球事业上的转折呢？那就看足球界的努力了。现在解决足球问题，首先是要解决足球界的思想认识问题，思想不上台阶，工作就上不了台阶。我认为，中国足球界从思想观点到各项制度，要有大的改革，没有大动作不会有大进步。解放思想，建立新的国际水平的足球体制，用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把我国足球事业搞上去，这是足球界光荣的历史任务，没有后退的余地。这既是民心所向，也是党和政府对足球界提出的历史性任务。”
当夜召开的座谈会上，大家一致拥护李铁映的讲话精神。6月27日，伍绍祖、袁伟民分别在会议上讲话。他们详细阐述了我国足球运动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要把足球改革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明确提出足球改革的方向和必须注意的问题，对中国足球协会的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最终，与会全体人员在足球改革的方向、目标、步骤、体制、机制转换、整顿及加强管理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经过民主协商，经国家体委批准，确定了以袁伟民为主席，王俊生、许放、孙宝荣为专职副主席的足协新一届领导班子。至此，被业内外人士称为中国足球的 “遵义会议”——红山口会议闭幕。与此同时，中国足球新的“长征”开始了。
次年的大连棒棰岛会议是红山口的延续，在那里中国足球确定了1994年甲A联赛成为职业联赛。联赛与国际接轨，允许引进外援和外教，实行主客场赛制。会议还讨论和修改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提出国家队在1998年打进世界杯，2002年进入世界杯16强的目标。
中超联赛规则的改革
十年甲A后，它拥有了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中超！03年，中国足球协会在总结中国十年职业足球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中国职业足球竞赛水平和品牌，效仿英超进行的联赛改制，正式推出“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简称“中超联赛”）。
但在进入中超时代后，甲A的丑陋痕迹没有被屏除，联赛中依旧假赌黑盛行，一片乱像。高层也是昏招无数，07年差点把联赛改为南北分区：南区一个冠军，北区一个冠军，最后再争夺总冠军。
直到2009年8月，中国足球开展反赌扫黑打假大行动，涉案人员包括足协高层官员、中层干部、裁判、球员、俱乐部老总等，几乎涉及了足球圈的每一种角色。反赌扫黑表明了中央惩治腐败、振兴足球的决心。中国足球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掀起了一场壮士断臂的自我拯救。
2011年，随着广州恒大升入中超，联赛悄然发生变化。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位地产巨鳄会将广州足球带向何方，中超三连冠、五年夺亚冠的口号式目标更是无人敢想。恒大高投入玩足球，其他俱乐部也纷纷加大投入，既提升了中国足球的整体门槛，整顿了之前混乱无章的秩序，也打破了亚洲足球的固有实力版图，令中国足球在亚洲足球的地位得到提升。
众多高水平外援的涌入、比赛精彩程度的提高，也让中超的上座率迅速攀升。如今回头来看，恒大不止“帮助广州足球重回巅峰”，也带动了中国职业足球在这几年的爆炸式发展。
但是，俱乐部在转会市场的高举高打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联赛“虚火”上升，球员的高薪和俱乐部高投入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中国足协这几年一直在出台相关方案抑制虚火。首先是引援调节费的出台。中国足协规定内援转会费身价不得超过2000万元，外援转会费不得超过4500万元，否则要等额缴纳引援调节费。而在去年年底在中超召开的联赛总结会议上，“注资帽”、“薪酬帽”、“奖金帽”和“转会帽”的相关方案公布。
近些年最为重要的改革，还是对外援报名数量和出场数量的不断修正。这一故事的背景与国家队和各俱乐部老将当道，年轻球员无法撼动老大哥们位置，成长速度缓慢，青少年国字号战绩惨淡有关。
面对优秀年轻球员供给严重不足、球员不同年龄段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局面，中国足协希望通过政策引导让俱乐部将关注目光投向青少年球员。U23政策应运而生。
2017赛季，最原始的U23政策出炉：中超球队18人的报名名单中必须有两名23岁以下球员，其中1人必须首发。结果正应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延边富德等球队，为了保证成绩，U23球员的首发出场时间从15分钟缩减为10分钟、9分钟、8分钟......一度已经演化成55秒被换下......
在中国足协的年度报告里这么写道：2017赛季中超、中甲32支球队共使用了170名U23球员，平均每队使用5.31人次，大大超过过去几个赛季。得益于新政的影响，以黄政宇、刘奕鸣、郑达伦、胡靖航、南松、何超、邓涵文、高准翼等为代表的23岁以下球员快速成长，成为了各自球队不可或缺的主力，而以他们为主要框架的中国男足U22国家队，也在亚洲U23男足锦标赛预选赛阶段战胜了日本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在国家队更新换代、着力培养征战2019亚洲杯和2022世界杯新生代球员的大背景下，本赛季职业联赛赛场上的“U23球员佼佼者”如韦世豪、高准翼、杨立瑜、何超、刘奕铭、邓涵文等人也入选了里皮治下的国家队，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在之前的“东亚杯”有不错的表现。
不可否认U23政策带来一定积极的影响，但秒换U23的笑话也在无时无刻的上演，而且引发了U23球员身价暴涨，干扰转会市场，这些弊端也不能去忽视的。
随后，中国足协推出了“U23新政”的2.0加强版本，即：每场比赛出场的U23球员数量要与出场的外援数量相同，其中一名U23球员必须首发。应对这一难题时，各大俱乐部的做法与17年相比几乎是换汤不换药：U23可以用，但绝不能在场上待太久。
等到2018年后半段时，中国足协又在2.0版本的基础上下发了《关于在2018年亚运会备战和参赛期间调整中超、中甲联赛、足协杯赛“U23球员政策”的通知》，该临时政策最大的变化之处在于新增了“减免政策”，即：在原有规定下，俱乐部被U23国家队征调1人，则U23出场人次可以少于外援出场人次1人，征调两人或以上，则U23出场要求的可少于外援出场二人。后来，国足、国家集训营、U-21国足，加上U-19国青4大国字号球队齐刷刷抽调球员，也让U-23球员政策名存实亡。
今年，足协规定即每场比赛每队首发11名球员中至少有1名U23球员，全场比赛的U23球员出场不能少于3人次。如果有被各级国家队集训征调的U23球员，每征调1人减1人，征调两名减两人，征调两人以上可不执行U23球员政策。本赛季在半程结束后，足协规定每场中超联赛每支球队必须始终保持1名U23球员在场，算是找到了U23政策的最优方案。
职能机构的改革
今年8月22日召开的第11届足代会上，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选举产生了新的足协领导班子，陈戌源成为新任足协主席，杜兆才、孙雯和高洪波三人出任副主席。和此前历任中国足球掌门人不同，新上任的陈戌源是有史以来首位非体育系统出身的足协主席，并且是第一位专职主席。
这次的选举颇得民心，满足了球迷“专业人干专业事”的愿景。这一次，无论陈戌源、孙雯、高洪波，还是担任秘书长的刘奕，包括担任执委的胡葆森等，都是体育的“体制外”人士，很明显，从人选上说，新的中国足协和以往大有不同，更加体现了专业性和广泛性。
之后的工作报告中，我们也能看到过去五年中国足球取得的进步。其一，在足球管理机制上完成改革突破，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形成社团法人治理新结构。
其二，中超、中甲启用VAR，邀请外籍裁判执法；18赛季，中超现场观赛人数达到577.6万人，场均2.4万位列世界第六；国内电视观众达到3.37亿人次、境外播出覆盖96个国家和地区；中超媒体版权卖出10年110亿元；登上亚足联亚洲联赛积分榜榜首。这些成绩标志着联赛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其三，青训和足球普及方面，构建了“五系一体、两心一赛”的新时代足球青训体系；各中超、中甲俱乐部组建五级梯队；助力建设两万多所足球特色学校，社会足球青训机构达到七千家；完善三级别业余联赛架构，五年来总参与人数超过217万人。
国家队洋帅土帅改革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足球首度冲击世界杯以来，国家队主帅位置就陷入顶针续麻的“土帅”“洋帅”双循环。
早先，苏永舜、曾雪麟的南派足球和高丰文的北派足球都倒在了通往世界杯的道路上。后来的施拉普纳，豪如总统待遇而来，最后成为“国际骗子”而走，那时起，土帅和洋帅的争斗却从来没有停歇过。中国需要怎样的足球主帅？土帅和洋帅究竟谁能够成为真正读懂中国足球的人？这其中的答案实在太过高深。因为，本来，两者就各有千秋，各有短板。
没人会否认洋帅的能力，他们确实肚子里有东西，他们确实知道如何去将足球踢得更好。纵观中国队近几任洋帅，虽然在中国大多灰溜溜地离任，但是，他们确实在世界足坛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绩。米卢的神奇不用多说，阿里汉在荷兰也是名气不小的主帅，而杜伊更是曾经带着加纳队在德国世界杯上表现勇猛。至于卡马乔，世界足坛有几个人既执教过西班牙国家队又当过皇家马德里队的主帅？最后他们的失败，我们都能够总结出几篇长文，但从未自省。只有到了今天，里皮拿起中国足球教鞭，我们才看到了国家队主教练完全的自由和得到足够的尊重。
归化球员改革
当艾克森代表中国队首秀完成梅开二度，当他和李可在赛后披上五星红旗，质疑声总算小了一些。自归化话题被放在台面上以后，对于民族认同方面的争论就从未停息。
其实早些年中国足协就已经在默默做着归化的工作，那时穆里奇还在中超大杀四方，就被问及是否愿意代表中国队出战。经过几年时间，归化终于得以在中国足球界实现。但是，有不少人认为搞归化劳民伤财，不如把钱和精力投入到足球基础建设上去，支持者则提出“归化是归化，两者并不冲突，相反，冲击世界杯成功反倒会带动国内足球发展。”
当下，只要国际足联规则能够允许，在中国踢球五年以上的球员、国外有中国血统的球员都可以是潜在归化对象。新任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说：“如果我们能够归化一两名核心队员的话，那么国足打进卡塔尔世界杯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中国足球的发展，走过不少弯路错路，仍要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因为足球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承载着全国亿万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足球工作者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坚定不移地推进《总体方案》实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砥砺奋进，早日实现中国足球崛起梦、体育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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