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2月29日，孙杨的委托律师已经发表声明，宣布将依照法律程序在30日内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孙杨暴力抗检被停赛8年”一事也就还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不过考虑到上诉翻案成功率极低，瑞士联邦法院也几乎不可能重新彻查孙杨药检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重要关注点会落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的仲裁程序问题上，这一事件的大致事实经过实际上已被确认。随着“孙杨案”仲裁书的公开，整个故事的脉络逐渐清晰，不妨来回顾一番，理清来龙去脉。
被西方媒体曝光的“秘密事件”
故事的最开始，是源于2018年9月4日的一次赛外检查。当时IDTM（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的三位检察人员，主检官杨女士，血检助理林女士和尿检助理武先生来到孙杨的住处，准备收集后者的血液和尿液。最初孙杨没有表示任何的抗拒，但在检查过程中，他发现尿检助理用手机拍照、录视频，且着装随意，怀疑他不是专业人士，便要求其出示证件。在对方只能出示身份证的情况下，孙杨便以其不具备合法授权为由拒绝尿液取样。
在当天晚上的11时35分，已经完成抽血的孙杨联系了队医巴震，后者又电话请示了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的领导，同时孙杨母亲也电话咨询了中国游泳队的领队。随后，孙杨以只有资质合规的检查人员才能对运动员进行检查为由，认为已经收集的血液样本无效，不应该被带走。但保存血样的安全容器又属检测机构财产，检测人员要求必须带回。于是乎在孙杨一方试图把血样和安全容器分离时，保安最终将包裹血样的安全容器用锤子损坏，收集的血样也未能被带走送往相关的WADA（世界反兴奋机构）认证实验室。
在此事之后，IDTM向国际泳联报告称孙杨“暴力抗检”，同时雇佣IDTM的WADA亦认为孙杨干扰了其工作人员的采样工作，并使用了暴力手段。随后国际泳联于2018年11月19日秘密召开听证会，对孙杨本人以及IDTM公司方面的证人进行了询问。当时孙杨方面曾提供多份视频和图片作为证据，而IDTM方面的当事人则只有主检测官通过视频方式参与了听证。
到2019年1月3日，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做出裁决，认为依据国际泳联反兴奋剂规则第2.3条和2.5条规定，孙杨没有违规行为，因此也不会受到处罚。然而就在裁决作出之后，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于2019年1月27日突然爆料，将发生于2018年9月4日的事件首次向公众披露，“孙杨暴力抗检事件”也从此为舆论所关注。
与“爱国”绑定的体育问题
在英国媒体曝光之后，国际泳联、中国泳联和孙杨的律师都在2019年1月底迅速发表了声明。其中国际泳联表示自己已无权就此事继续发表评论，而中国泳联则指出国际泳联已判决孙杨没有违规。至于孙杨的委托律师，在其发表的声明中却将矛头直指IDTM的检察人员和英国媒体，不仅宣称工作人员“虚假称述”，“恶意捏造”，还表示《星期天泰晤士报》的报道“居心叵测”。
在声明中，孙杨的律师还强调“孙杨是国家和民族的骄傲”，“是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纪录的保持者，目前正积极备战国际赛事”，有刻意营造英雄形象以及被西方媒体恶意抹黑的感觉。而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孙杨也的确得到了广大中国网民的支持。而即便在2019年3月12日，对孙杨不依不饶的WADA不认同国际泳联的裁决，将问题上诉到了CAS，孙杨的体育事业也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包括2019年的全国游泳冠军赛、国际泳联冠军系列赛和7月份的世锦赛他都有参加。
在韩国光州举行的国际泳联世锦赛上，孙杨获得了男子400米自由泳和200米自由泳的双料冠军，但在一些西方媒体和运动员看来，这位2014年曾因服用禁药曲美他嗪被国内禁赛，然后又“暴力抗检”的运动员并不应该有资格参赛。所以澳大利亚选手霍顿在夺得400米自由泳银牌时，曾拒绝登上领奖台与孙杨同框，而随后得到200米自由泳铜牌的英国选手也效仿了这一做法。就此事件，孙杨曾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训斥霍顿：你可以不尊重我，但你必须尊重中国。
严谨的CAS和“爱造势”的孙杨
就在霍顿和孙杨发生冲突的稍早之前，孙杨的律师团队曾发表声明，要求CAS举行听证会时向公众开放，“以求公开透明，证明自己的清白”。仿佛对赢下判决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而随后CAS亦在2019年10月确定，同意公开审理，听证会定于2019年11月15日开庭，但并不会当庭宣布结果。
随后在11月15日举行的听证会上，孙杨方面和WADA就各自的观点进行了阐述。前者律师坚称检查人员不合规，且主检官也并未制止保安破坏血样，而WADA律师则表示孙杨曾多次修改证词，试图推迟尿检也可能是另有原因。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不满现场翻译质量，孙杨还曾经自行召唤了一名原本坐在观众席上的翻译，但最终后者未能被允许进入仲裁。就此CAS则曾在2019年12月10日发表通告，称由于听证会证词翻译出现问题，仲裁裁决预计不会早已2020年1月中旬出台。同时出于严谨的态度，CAS再次要求双方提供了笔录。
在CAS庭审结束到最终裁决出台的这段时间里，孙杨方面并不是在安静的等待结果。通过微博等传播渠道，孙杨方面在2019年11月下旬就陆续晒出了不少“证据”：包括宣称血检助理只出示了《护士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证》，没有出示护士执业证书，且其注册地为上海，不该在杭州进行采血；还有双方“签署协议”的视频以及一张手写文字，视频的字幕还表示“检查人员同意不带走检测样本”。
不过据后来CAS的仲裁书显示，仲裁委员会认定孙杨在事发当晚并没有指出血检助理“执业证书仅在上海而非杭州有效”的问题，所以这属于回溯性指控，并不能被列为终止样本采集的原因。于此同时，仲裁书却还透露早在2019年6月，WADA就曾告知CAS，孙杨方面曾经找过三名检察人员，后者担心遭到对方的报复。同年10月，WADA再次表示孙杨方面有“扰乱证人作证”的嫌疑，因为血检助理受到了恐吓。而到同年12月5日，WADA则宣称孙杨母亲公开了主检官和血检助理的个人视频，还有人以孙杨的名义到血检助理的工作地点要求面见对方。
在2019年10月21日提供的一份文字声明中，尿检助理武先生则表示自己只是一名建筑工人，“没有人教我怎么进行兴奋剂检查，也没必要接受相关训练”。但随后IDTM的项目经理作证，表示这位检测助理实际上还参加过2018年1月的样本收集。而主检官杨女士也表示两人此前一同参加了10到20次检查，武先生并非没有经验。后者的证词与其他两名检查人员所签署的保密声明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而根据仲裁书显示，孙杨虽然否认曾经威胁恐吓证人，但同时他也承认，他母亲杨明女士“以手机更详细信息寻求帮助为名”，联系过血检助理和尿检助理。
仲裁结束后闹剧不断
从去年年末的情况来看，孙杨显然对自己的情况还很乐观。在12月中旬播出的网络节目《吐槽大会》中，他还曾辛辣地嘲讽过那些曾经公开批评过自己的外国选手：“霍顿和盖伊，你们游得再快一点，就能喝到我美味的洗脚水了。”然而到2020年2月28日，CAS在官网公布仲裁决定，结果却对孙杨非常不利。他遭到了顶格的处罚，被判禁赛8年，主要原因则是“未完整配合反兴奋剂检查，且没有足够证明为何破坏检测样本”。
仲裁结果出台之后，孙杨方面迅速做出了回应，在2月29日提出会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表明此案并没有就此结束。然而律师的声明之外，孙杨方面的其他动作反倒是引发了更大风波。通过自己的微博账号，孙杨再次放出“协议”以及检察人员签字的视频，以表示自己清白无辜站在正义的一方，但这一回他却没有隐去当事人的私人信息，尿检官的身份证号以及三位检察人员的正面影像都被曝光。
如此公布他人隐私是否违背道义，有越过底线的嫌疑？就此广大吃瓜群众早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随着仲裁书全文的披露，越来越多的人也对“孙杨案”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事实是孙杨被禁赛并不代表他就服用了违禁药物，但他关于自己没有暴力抗检的辩解，却有不少站不住脚。比如那份手写的“协议”，仔细阅读之后会发现并没有检查人员“同意不带走血样”的内容，在CAS眼中这也就是一份双方认可的“情况说明”。还有对于检查人员资质的怀疑，按照CAS的说法，孙杨方面对于WADA方面的规定存在明显误读，把指导性的“建议”当做是“必须”所有检查人员都有资质证明，所以这并不足以成为破坏血样的合理理由。
在裁决结果公布之后，孙杨还曾在微博上晒出“完整血样瓶”，意指自己并没有破坏血样。但问题在于这样本并没有储存在避免被打开的安全容器中，且超过了WADA的规定时限，实际上也已经属于无效样本。而几乎同时，孙杨母亲还疑似曾在朋友圈发布长文，指责WADA和CAS存在“政治偏见”，在搞“霸权和欺凌”，并宣称自己的儿子是为了顾全领导和组织的面子才在2014年时被禁赛受了委屈。
叫惨，喊冤，孙杨和他的妈妈一度非常激动，但道理不是凭一面之词或者有误导性的“证据”就能说通的。而根据仲裁书的内容来看，孙杨的妈妈事实上在此事中还帮了许多倒忙，包括录制并向公众发布一段包括主检官和尿检助理的视频，以及私下接洽血检助理和尿检助理，这都被WADA认为是有干扰证人的嫌疑。在听证会现场，孙杨的妈妈也曾经给仲裁法庭留下很糟糕的印象。在对方律师提问时答非所问，一直试图解释，包括被问到“主检官是否允许孙杨一个人去卫生间”时，表示自己打了电话给领队，并不停想藉此将当晚的“事实”复述一遍。此举并没有为孙杨加分，反倒显露出其母不按规矩办事，有强行辩解的打算。
奥林匹克精神倡导公平竞赛，而能够做到公平的前提之一就是大家都遵守规则。从仲裁结果来看，孙杨受到重罚是因为他对规则不够深入了解，且严重对抗了规则，遭遇这种结局并非是有人刻意迫害。而在被指责、被处罚之后，总是把自己与国家、政治强行绑定，试图通过网络用舆论的力量来为自己找回场面的做法，既不专业也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而截至2020年3月5日发稿时为止，孙杨已经删除了他过去一段时间发出的多条微博内容。
（文/肖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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