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hese Football Times

作者/Jeff Goulding（知名体育作家，利物浦死忠）

新冠病毒席卷全球，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购物和正常社交活动全都遭受到了重大影响。在这段困难时期内，以足球为首的体育项目，原本应该发挥出逃离现实、缓解压力等功效，只可惜它们也被暂时地带走了。至少目前还没有重启（联赛）的迹象。自从二战结束之后，这还是第一起给我们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的全球性事件。

没错，与那些在流行疾病中不幸丧失亲人的人群相比，我们付出的这些代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毕竟失去家人、朋友和伴侣给人类带来的伤害都是无法通过数据进行衡量的。

而对于幸存者而言，巨大的经济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全球经济眼看着就要严重衰退的背景下，世界各地的许多“自由市场”经济体，过去几个月时间里都在尝试着对本国经济实施人为干预。比如说英国，政府就开展了“临时失业计划”，这项计划最少会实施3个月，这期间政府每个月会为申请临时失业的员工支付至少80%的薪水（最高2500英镑/月）。这项计划的本意是帮助所有在疫情期间饱受财政危机困扰、需要通过裁员来压缩开支的公司减轻负担，以避免它们在疫情期间破产倒闭。

自从政府开始实施这项计划之后，我们发现许多知名企业居然也提交了申请——这些企业在大多数人眼中都是完全有财力度过这场灾害的商界巨头。而这种主动“占政府便宜”的做法，很快就遭受了全社会的齐声讨伐。在足球圈内，包括热刺俱乐部主席列维、纽卡斯尔联老板阿什利都因打了“临时失业救济金”的歪脑筋而遭到炮轰。

然而这两家俱乐部在社会中造成的负面影响，却赶不上利物浦。4月4日，利物浦俱乐部正式宣布加入政府“临时失业计划”。与其他企业的做法稍微有点区别，俱乐部幕后老板美国芬威体育集团（FSG）承诺，在疫情期间俱乐部失业员工除了能拿到政府提供的救济金之外，正常薪水的其余部分会被俱乐部补齐——以确保这群员工不会因疫情而被迫降薪。

即便如此，这则官方声明还是很快地点燃了自家球迷、媒体记者以及其他俱乐部支持者们的怒火。许多人都认为，这种不义之举已经背叛了俱乐部的价值观、推崇的社会主义精神，以及长期以来用来宣扬自己的口号“我们是利物浦，这意味着更多”。

来自外界的批评与愤怒，迫使利物浦在两天之后就收回了这一临时裁员决定。尽管有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都称赞了俱乐部善于倾听、敢于改错的态度，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利物浦俱乐部的声誉会因此受到无法愈合的损害。这起风波几乎是对俱乐部CEO彼得-摩尔的一次公开嘲讽——2019年10月在公开场合，他曾表示：“利物浦俱乐部成功的基础就是社会主义。比尔-香克利，一位来苏格兰的社会主义者，就是我们的奠基人。哪怕在今天，当我们遇到一些商业问题时，都会先反问一下自己‘这件事香克利会怎么做？他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表态？’”

笔者的印象中，利物浦俱乐部在此之前的历任CEO都从未发表过类似言论，也从未有过哪位俱乐部董事会成员敢于公开展现俱乐部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态度。无论在约翰-史密斯时代、彼得-罗伯逊时代还是大卫-莫尔斯时代、里克-佩里时代（更别说希克斯/吉列掌权的时期），这种事情都从未发生过。结果摩尔的表述很顺利地就被大家接受了——甚至可以说是“骄傲地接受了”。

一代又一代的利物浦球迷们，也包括笔者在内，都愿意把俱乐部视为一个大家庭。但我并不会天真地认为球迷与俱乐部之间的那根纽带，要比俱乐部与商业资本之间的那个纽带更为牢固。翻阅上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利物浦回声报》，你能在“读者来信”栏目中看到许多红军球迷对于自家俱乐部的批评之声，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抱怨过高的球票价格。

很显然，与所有英超俱乐部一样，利物浦也是一家被投机商人操控的企业。俱乐部的诞生就源于城内商人之间的利益纷争。利物浦的首任老板是一位保守党人、酿酒商人以及共济会成员。我相信他应该很难认同香克利的思想主张。

彼得-摩尔故意将社会主义思想与俱乐部经营模式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虽然能受到广大利物浦球迷的欢迎，但与此同时也会引发不少争议。联系起这家俱乐部近期的某些举动（试图把球票涨价到77英镑、试图把城市名字单独注册为商标……），再看看这座城市的悲惨现状（这里有全英国最贫穷的社区、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愤怒与抗议），你就很难认可他的结论。

尤其是最近两个月，利物浦在疫情爆发期间居然再次犯了一个貌似原则性的“错误”。当身处于困境中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一家充满着阶级感情的俱乐部。

在我看来，摩尔发表这一言论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迎合俱乐部的市场开发策略，试图打造出一个“俱乐部与其大量追随者们并肩作战”的品牌形象。利物浦俱乐部本身就在社区内拥有很强的号召力，如果能充分地打好这张亲情牌，将会令俱乐部的各大赞助商非常满意。但像笔者这样的球迷们并不会买这笔帐。

利物浦传奇主帅香克利雕像

1959年香克利正式执掌利物浦教鞭，这也是俱乐部发展历史中最为重要的时刻。香克利在任期内倡导团结协作和集体主义精神，这也帮助俱乐部进入了一段史无前例的繁荣期。直至今日，他的思想依然还能在利物浦球迷群体内引发共鸣。他毫不隐瞒自己作为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他说过：“我所信仰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都会为共同目标努力工作，然后共同分享胜利成果。这就是我看待足球的方式，也是我看待生活的方式。”

关于香克利个人的政治主张与其足球哲学之间的关系，笔者希望能找个时间专门撰写一篇文章来具体介绍。但在本文中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随着这位苏格兰名帅的到来，一条清晰的界限也在俱乐部内部形成了，站在一边的是球员、教练和球迷，站在另一边的则是俱乐部管理者们。香克利曾说过一句名言：“在一家足球俱乐部里，球员、教练与球迷是‘三位一体’的神圣存在。管理者没有必要参与进来，他们只需要填写支票就行了。事实上，支票也是我们自己写的，他们只需在上面签名即可。”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也完全符合逻辑——在利物浦俱乐部的董事会内并不存在一种社会主义思想。

香克利所倡导的这种思想可以转化成一股促进球队不断奋进的推动力，它也可以转化成为一种态度，或者是我们经常会提及的“利物浦俱乐部传统”。它能鼓舞着像我们这样的一群球迷，让我们深信自己就是俱乐部的一部分，并让我们产生一种责任感。但这种思想却从未影响到俱乐部的经营模式。

你可以说，让自己的企业形象更为贴近支持者们的集体形象，这应该算是一种精明的商业行为。它有助于营造出一种“场内场外众志成城”的气氛，进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它或许还有可能促使这家企业变得更加平等，成为一个可供众人效仿的榜样。

正因如此，当利物浦俱乐部做出临时裁员的“错误决定”后，众人的反应要比纽卡斯尔或热刺做出类似决定后还要强烈，他们发内心地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我能理解为何像皮尔斯-摩根这样的人会变得如此愤怒。尤其在利物浦本地，因为很多人都相信这家俱乐部承载了自己的理想……

没有人喜欢“伪君子”。当某些人或某种行为彻底摧毁了它在我们心目中的美好印象时，我们往往会变得更受伤，更愤怒。它会加深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恐惧感，让我们终于明白“它们终究还是一样的”、“无论宣传的理想究竟有多么高尚，金钱仍意味着一切”……

这种剧情反转，对于媒体和评论员而言，基本上算是见怪不怪的。但球迷们能接受吗？他们是否都曾天真地被摩尔的营销伎俩所欺骗了？他们是否真的相信利物浦是一家与众不同的俱乐部呢？真正的答案很难用是或否来解答。

像笔者这一代人，通常都会固执地认为自己的俱乐部是“不同的”。有人把原因归咎于“利物浦人向来冷漠、不合群”，但这确实是我们的真实想法。我们从来不认为这种独特气质来源于俱乐部的管理层，我们相信它源于人民、历史和带有逆反精神的Kop。我们更愿意歌颂这座城市，而不是俱乐部的董事会，毕竟这群人“只需要填写支票就行了”。

今天，有许多球迷都在声讨俱乐部管理者们严重地破坏了自己的形象、特点乃至社会主义思想……这种说法很有趣。因为我们过去并没有想过这些，哪怕在希克斯与吉列联手统治的最黑暗时代。当年我们可以轻易地跟他们决裂，因为他们不能代表俱乐部，我们才能。我们才是俱乐部——至少这种说法很符合香克利的思想。

为了抗议两位美国商人对俱乐部所有权的控制，不少人都曾尝试着要把俱乐部控制权从资本家手中夺回并转交给广大球迷们。一家名为Both Share Liverpool FC的组织在2010年就曾面向社会筹集过资金，而像“香克利精神”、“利物浦球迷联盟”等大团体也曾有过类似的举动。

他们的主张是实施“三位一体专制”，俱乐部由球迷、球员及雇员共同运营。但这种俱乐部共有制的经营模式终究只存在于讨论之中，现实世界里，如果没有来自于政府的支持，单纯依靠球迷集资的方式来收购或运营一家像利物浦这样规模的俱乐部，都显得极不现实。

在笔者看来，当年针对希克斯与吉列而展开的一系列抗议行动，倒也成了一个标志着利物浦球迷群体政治觉醒的重要时刻。从那一刻开始，利物浦球迷们似乎就变得更加关注安菲尔德的政治动向了。这种积极性前所未有，他们已经被组织起来了。

事实上，利物浦球迷的“参政”传统可以追朔到1980年代，当年撒切尔主义曾给默西塞德郡的工人阶级带来了灭顶之灾。而在托尼-埃文斯所写的《Two Tribes》中，就讲述了利物浦市政府支持者与城市内两大球迷群体之间的斗争故事。

后来发生的希尔斯堡惨案，则加深了利物浦当地人对于右翼政客——特别是撒切尔主义——的反感。不过，当年利物浦球迷的进攻目标还只是政府、机构和媒体。比如在谢菲尔德发生了那场可怕的踩踏事件后，球迷群体就组织起来发动了抵制《太阳报》、为死难者讨回公道、资助死难者家属的一系列活动。

在这些行动中，利物浦俱乐部始终被视为是一个盟友，至少不是一个对手。但在2010年之后，俱乐部的形象就已经发生了转变——至少部分球迷是这样认为的。于是，在希克斯与吉列的时代下，出现了一群组织有序、高度关注俱乐部管理的活跃份子。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红军球迷群体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利物浦俱乐部的管理发表意见。

.于是，我们现在经常会在球场上（尤其是客场）听见有人高喊“利物浦人不是英国人”、“去他妈的保守党人”等口号，看见有人亮出写着“利物浦人恨保守党”、“利物浦团结工会”等文字的标语。还有几面写着“团结就是力量”口号的大旗。

笔者相信正是因为球迷们参政议政的意愿有了明显提升、以及对海外投资人的怀疑不断加深，才使得现在这起“利物浦裁员风波”闹得要比热刺或纽卡斯尔联还要大。某种程度上，它也解释了俱乐部为何会在两天之内就决定要收回成命并公开致歉。但相对于俱乐部几名雇员的工作问题，有几个更大的问题其实更需要被外界认真思考，那就是：足球究竟是谁的运动？它应该符合谁的利益？球迷群体如何才能获得更大的控制权？

有人会说，俱乐部按照企业经营模式管理，这是完全合理且正常的——只要管理层能展现出一些善意，愿意符合道德规范，就能让多方共同获利。但笔者却认为，让一家明显以资本主义模式运营的俱乐部承载着一些社会主义的浪漫理想，这样的一个混合体早早晚晚还会爆发出一系列问题。

任何资本主义企业的根本动机都是追逐收入与盈利、降低成本。无论身处于经济最繁荣时期，还是现金流受限的经济萧条时期，它们的动机都从未改变过。这一点可以从俱乐部近几年的一系列运作得到显现，他们试图把“利物浦”三个字单独作为商标进行注册、试图绕过英超联盟单独销售欧洲地区的转播权，当然还包括试图提高主场球票价格……

但这也算不上是资本主义犯下的恶劣罪行。在现实世界里，这种事情十有八九都会发生，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以，当俱乐部做出的某些决定与您的理想发生冲突时，还是请您不要表现得过于震惊。

每一次，俱乐部都会主动道歉并声称“改正错误”。有些人觉得这样的姿态已经足够了，但笔者的主张更为荒唐一些——我觉得足球既然已经变成一笔买卖，那么俱乐部决策层与其支持者们将会不可避免地频繁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球迷们还应该进一步地组织起来，让俱乐部听到球迷们的呼声并改变经营策略。

很遗憾，俱乐部董事会里并没有一个具备实际权力的球迷代表。这就使得那句著名的“三位一体”名言终究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这种背景下，利物浦俱乐部既然愿意回应球迷的抗议并采取了行动，这确实就是球迷阶层现阶段能够期盼的一个最好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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